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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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产品贸易大国。加入WTO后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实现了贸易规模的快速增长。2002—2017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从151.55亿美元增长到517.2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8.88%。然而，目前中国农产品出口仍然面临较多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农产品贸易保护现象日益加剧。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以来，农产品贸易已经成为双方分歧的关键领域，并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如何保证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稳定增长成为政府关切的议题，而“一带一路”国家则日益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对象。发改委2016年10月印发的《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着力抓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合作，商务部2016年12月印发的《对外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从实际贸易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对象。2002年，中国农产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占向世界出口的比重为33.24%，2017年已经增长到44.54%。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国向世界农产品出口的平均增长率仅为5.91%，而同期向“一带一路”地区的农产品出口仍然保持了年均8.93%的高速增长。

传统的贸易理论一般认为贸易关系一旦建立就会长期存在，但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国际贸易中存在大量的零值，据此进一步形成了关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研究。研究显示中国农产品贸易在国际市场上存在大量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情况，贸易的持续时间较为短暂。

二元边际的分析方法是目前学术界研究出口增长的重要工具。对于农产品贸易二元边际的研究，已有文献大多采用产品层面的方法，只有少数文章在贸易关系层面上进行分解。此外，由于定义和样本选择等差异性，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部分文献认为集约边际在贸易增长中更为重要，而另一部分文献则强调扩展边际的作用。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和二元边际两方面的研究都分别有了稳步的进展，但目前将二者纳入统一框架的分析仍较少。因此，本文利用CEPII BACI数据库2002—2017年间的HS6分位数据，在考虑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条件下对中国向“一带一路”地区农产品的出口增长情况进行研究。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做出的边际拓展包括：（1）区别已有研究中对中国样本采取单独分析的做法，本文以美国、德国、印度和巴西作为参照国，从出口关系数量、关系利用率、生存和深化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考究贸易关系层面上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基本特征。（2）基于Besede和Prusa对二元边际的分解方法，在考虑产品和生存时间差异的情况下将出口增长分解为持续增长的部分、中断的部分和新增的部分，其中持续增长的部分进一步包含了出口关系的生存和深化两方面，由此引入出口关系的生存视角来分析各部分对出口增长的贡献。（3）通过基于不同参照国数据的反事实分析，探讨了各部分的提升对于出口增长的差异化作用。

贸易关系视角下二元边际的初步观察

根据WTO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所划定的范围，HS6分位农产品共包含663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选取上，本文参考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选取了71个国家。为了在出口关系层面上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进行更清晰的定位与分析，本文将美国、德国、印度和巴西作为参照国，四个国家均为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

从贸易额来看，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总进口的30.43%来源于中国和参照国，其中美国、巴西、中国、印度和德国的占比分别为8.22%、6.76%、5.66%、4.96%和4.83%。同时，参照国中美国和德国为发达国家，巴西和印度为发展中国家，各国农业发展的所处阶段、相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地理位置条件等都各有不同，可以为中国农产品出口提供更全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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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关系视角下的扩展边际

1. 贸易关系数量情况

表1为五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关系的基本情况。其中，“新关系数”指的是在前一年不存在而在当年新建立的贸易关系，而新关系占比为新关系数占当年总关系数的比重。类似地，“中断关系数”是指当年发生而下一年不存在的贸易关系数量，中断关系占比则是中断关系数占总关系的比重。

从表1的结果可以发现，在国际贸易中存在大量的零值贸易。假设2002年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587种农产品中的每一种都出口至68个国家，那么可能的“进口国—产品”组合数为39916个，但实际只有6538个发生。2016年时可能的“进口国—产品”组合数为41322个，仅比2002年时增加了3.5%，但实际发生的贸易关系数已经达到了10721，比2002年增加了63.97%。这说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总额迅速增加的同时伴随的是出口关系的迅速发展，但其路径并非在于出口国家数或者产品数的单方面增加，而主要依赖于已有出口国家和产品组合的内部扩张。在四个参照国中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各国出口至“一带一路”地区的国家数或产品数都变动较小，但贸易关系数都经历较快的增长。从贸易关系总量来看，中国处于中间位置。德国和美国最多，其中德国虽然出口总额低于美国，但贸易关系数却始终高于美国，2016年德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关系数为15307个，远高于美国的11451个。印度和巴西的贸易关系数最少，虽然从贸易总额来看巴西是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第二大国，但每年的关系数均不及印度的一半。巴西属于热带国家，可以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农产品种类较少，平均每一个贸易关系带来的贸易额更高。从贸易关系数增速来看，中国仍处于中间位置，巴西和印度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77%和4.40%，中国为4.32%，德国和美国分别为1.95%和1.39%。总体上，2002—2016年间五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关系数量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中国的贸易关系总数低于美国和德国，但增长速度却更高。

五国每年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关系中的大约20%在第二年中断，可见各国与“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关系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已有关系的大量中断。从国家间差异来看，和贸易关系总量相反，德国和美国的中断关系占比最低，印度和巴西最高。各国的新关系数与总关系数同步增长，以2016年为例，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10721个贸易关系中有2204个是新建立起来的，可见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关系扩张仍然处于活跃的发展状态。中国的新关系占比和印度、巴西相近，高于美国和德国，其中2016年德国新关系占比仅为12.7%。其原因可能在于德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农产品贸易起步较早，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分销网络更为成熟，已经将多数高潜力、更为互利的贸易关系提前建立起来，而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贸易网络快速建立和发展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总关系数、新关系数取得高速发展，且已有关系的中断比例相对较低，和美国基本持平，说明高速发展的出口关系的生存情况较为良好。

2. 贸易关系利用率

以往研究中扩展边际的定义多为产品种类数或是贸易关系的绝对数量，然而由于零值的存在，贸易关系的绝对数量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对于潜在贸易关系的利用情况。比如，t年A国将产品km和kn分别出口至2个国家，B国将kp和kq分别出口至3个国家，且同年世界上各有4个国家进口产品km和kn，各有12个国家进口kp和kq。从绝对数量上来看，B国实际发生的贸易关系数为6个，比A国的4个更多。但实际上B国潜在的对象为24个，因此有25%的潜在贸易关系实际发生，反而低于A国的50%。

为了考察潜在贸易关系和其利用情况，令所有农产品的集合为K，世界所有国家的集合为W，“一带一路”国家的集合为S。定义Pkti来反映出口国i在t年向世界出口产品k的情况：

通过图1可以看出，中国的利用率始终在第三位，低于德国和美国，但高于其他两个发展中国家。从增速来看，中国2002年的贸易关系利用率为22.61%，2016年为31.65%，增加了9.04%。2016年中国相比德国仍有一定差距，但追赶势头明显，与美国差距逐渐缩小，对印度的优势也在逐渐扩大。总体来看，中国的出口关系利用率在五个国家中增速最高，德国和印度的增长也较快，而美国和巴西几乎不变。通过与表1的对比不难发现，虽然中国实际出口关系总数的增速低于巴西和印度，利用率的增速却更高。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在新关系快速建立的同时中断比例又相对较低，也反映出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农产品出口关系良好的增长态势和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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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关系视角下的集约边际

集约边际的分析主要包含两个维度，首先是已有关系生存或者中断的情况，通过生存率来体现，其次是原有出口关系上出口额的增长，也就是深化情况。

1. 生存情况

在这一部分中采用生存分析中的Kaplan Meier法（简称K M法）来考察集约边际中贸易关系的生存情况。令T代表中国某出口关系的生存时间，则T为以年为单位的离散变量，即T=1，2，…， j。定义风险率h(j)为贸易关系恰好在j年发生中断的概率：

如表2所示，德国向“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农产品持续时间均值和中位数最高，分别为3.189年和2年；中国次之，分别为2.723年和1年；美国和印度较为接近，巴西最低。与已有研究的结论较为相近，各国农产品出口的持续时间都较短。这一趋势和上文中解释的出口关系中断比例（表1）一致。如图2所示，从生存率来看，各国生存曲线均随时间增加而下降，且下降速度随时间推移而减慢。以中国为例，51.2%的出口关系生存了1年以上，这意味着高达48.8%的出口关系仅维持了1年；20.1%的出口关系持续了5年以上，31.1%的出口关系在第2到5年内中断，只有9.0%的出口关系在5到15年间中断。这表明出口关系的生存具有门槛效应，只要在出口关系的前5年生存下来，后期中断的概率就会大幅下降。另外，基于这种出口持续时间分布的不对称性，处于不同生存时间的贸易关系对于贸易额的贡献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将出口持续时间纳入二元边际的分析是有必要的。

2. 深化情况

在表3中对两种出口存续关系的深化情况进行初步分析。首先，第1到第4列为2002年已经存在且一直持续至2017年的出口关系的深化情况。其中，第1列为2017年各国此类贸易关系出口额占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总额的比重；第2列为2017年各国此类出口关系数占关系总数的比重；第3列为历年此类出口关系数增长率的平均值；第4列为增长率的中位数。其次，考虑相邻两年中持续存在的出口关系的贸易额增长，第5和第6列分别为其增长率的均值和中位数。

从数量占比来看，2002—2017年中国共有2782个贸易关系从开始就一直存在，仅占2017年贸易关系总数的27.98%。横向来看，中国的占比低于德国和美国，但高于印度和巴西。从出口额占比来看，数量贡献和贸易额不匹配。占总数约四分之一的贸易关系贡献了超过五分之四的贸易额，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这些关系相当稳固可靠，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关系的增长贡献不足。同时这一结果也表明，与前文K M分析所揭示的一致，出口持续时间不仅在分布上不对称，对于贸易额的贡献也存在差异。另外，从年均增长率来看，总体上印度最高，中国和德国相近，美国和巴西两个南美国家最低，说明地理位置对贸易关系的深化也可能存在较强影响。印度的深化情况超过了中国和德国，通过与生存分析结果（表2和图2）的对比可以发现，同为向“一带一路”地区出口的发展中大国，印度集约边际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在已有贸易关系上的深化，而对于中国而言，贸易关系持续的贡献更大。

二元边际分解和反事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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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边际分解

通过表4的结果可以发现，贸易关系中断带来的损失不可忽略。以中国2016年为例，中国农产品出口实际增长率为26.06%，持续生存出口关系的贡献率为29.01%，其权重为111.29%，出口中断带来的损失占到了出口额总变化的22.63%。其他四国的情况总体上也与中国类似，出口关系中断带来的损失由持续生存的关系和新建立的关系来弥补，而其中持续生存的关系所带来的增长占据了最为重要的部分，甚至出现了超过实际总增长的情况。通过与表1各国中断关系数量占比的对比可以发现，总体而言，中断带来的出口额损失比出口关系数量的损失更大。此外，出口中断的权重呈现出一定的波动特征，这也表明出口增长的平稳性也可能受到出口关系中断的影响。

本文在二元边际的分析框架中引入贸易关系生存的视角，而出口关系的生存情况同时决定了生存的出口关系带来的增长和中断部分带来的损失，因此定义二者之和为集约边际，而新建贸易关系带来的出口变化为扩展边际。2016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中的11.34%来自扩展边际。在考虑贸易关系的生存和中断之后，二元边际中的扩展边际对农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小于集约边际。此外，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扩展边际的贡献权重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对偏低，表明中国在新出口关系扩展方面仍然有待提高。综合五国的样本来看，扩展边际的贡献权重同样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大部分处于10%到4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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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事实分析

总体来看，三种反事实中深化率带来的增长幅度最大，生存率次之，进入率最低。根据公式（13），生存率和深化率共同决定了集约边际，因此这一结果也与表4中二元边际的分解一致，集约边际不仅在分解结果中表现出更高的贡献率，在反事实分析中也同样更为重要。从进入率来看，Segura Cayuela和Vilarrubia也认为企业出口往往在贸易关系开始的阶段通过试错的形式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出口关系在初期为何对出口增长做出的贡献较低。但需要指出的是，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的直接贡献低并不意味着其并不重要，由于贸易关系中断的大量发生，只有新关系的不断加入才能为贸易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三种情形下深化率增加带来的反事实增长都比生存率更高，但同时波动性也更大。可见生存率的提升不仅能够促进集约边际的增长，还可以减少出口中断带来的损失，有助于提高贸易增长的稳定性。这一结果也为解释目前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波动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微观层面看，由于农产品出口关系的建立需要付出前期的沉没成本，短暂的贸易持续时间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也使企业更难以预判出口成本和风险，增大了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可见，较长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是实现贸易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向“一带一路”地区出口主要沿集约边际增长，也就是主要依赖于已有的出口关系。为了保证稳定的增长，在贸易关系存在大量中断的情况下，既要在良好合作的旧关系上提高贸易额，也要提高已有关系的生存率。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CEPII BACI数据库2002—2017年的HS6分位数据，将贸易关系的生存和中断纳入二元边际的分析框架，研究了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农产品的贸易关系问题。首先，通过中国与美国、德国、印度和巴西四个国家的对比，对各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关系的二元边际进行初步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关系数量迅速增加，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中断和新关系的开始。其中，中断关系数约占到每年实际关系总数的20%，在2017年存在的出口关系中，仅有27.98%为2002年以来始终存在的出口关系，可见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存在着大量的进入和退出现象。此外，相比于其他四国，中国的出口关系利用率增速最快，但生存率低于德国，深化率低于印度。总体而言，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的集约和扩展边际都表现出了较大的潜力。通过二元边际分解可以发现，中国向“一带一路”地区的出口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带来的贡献较小。最后，利用中国自身、德国和印度作为基准进行反事实分析，发现出口深化率增加带来的反事实增长均值更高，但生存率增加带来的反事实增长更为稳定，进入率增加带来的反事实增长最小。

因此，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表现出了良好的增长前景，应当继续深化与区内各国的农业合作，加强政府层面的政策协同和战略对接，降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双方的影响，共建稳定发展的农产品贸易渠道。其次，由于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不足，且新关系建立的前期较为脆弱，应当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关税减免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出口关系建立所需要的前期成本，促进新出口关系的增长，同时也降低贸易关系维持所需要的成本，使出口关系在前期得以平稳发展。再次，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主要依靠已有贸易关系带来的集约边际增长，要兼顾已有出口关系生存率和深化率的提升，而不应仅强调贸易关系数量的扩张或者已有出口产品贸易额的增长。因此要注意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培育，充分发挥沿线国家使领馆、商会等机构的功能，加强对贸易关系的维护并改善出口关系生存状况，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稳定增长提供持续的推动力。

文章摘编自《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作者：李星晨，刘宏曼。原文载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农业可持续发展】栏目，有删节。免费下载全文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作者简介：李星晨（1990—），男，山东临沂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E-mail:[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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